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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花》：在戏剧性与真实性之间摇摆不定 |
| 2025年04月18日 08时3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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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颖在电影《向阳·花》饰演女主角高月香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向阳·花》上映后，围绕其主题呈现的评价，有明显两极分化的趋势。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真实再现了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与自强不息，以及有前科人员所面对的就业歧视、经济压力与社会偏见；也有评价认为，电影对于底层女性生存艰难的呈现是一种刻板叙事，存在消费苦难的嫌疑。 这种两极评价，也许是因为电影没有处理好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共生与平衡。这涉及到现实主义与戏剧性之间复杂动态的辩证关系，也是文学与艺术理论中极具争议性的核心命题之一。 《向阳·花》改编自虫安《教改往事》中的一个短故事《女监里的向阳花，开出高墙外》，讲述了有犯罪前科的底层女性，回归社会后艰辛奋斗的故事。原作的故事和题材有着天然的改编优势，使电影在人性、情感、社会现实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电影在原作的人物与故事框架之上，增加了大量情节以使整个故事更加完整。 不过，对比原作和改编，我们很容易就能辨识，什么是真实复杂的好情节，什么是虚假刻板的平庸情节。导演冯小刚在访谈中说，这是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电影，但从改编策略来看，他显然更倾向于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创作态度和改编思路，破坏了原作故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现实主义与类型之间的动态张力 现实主义电影和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叙事策略，在创作理念、美学诉求和社会功能上存在本质差异。在叙事层面，这种差异体现为松散的因果链/强因果关系，弥散性冲突/单一性冲突，开放性困境/假定性解决等。而两者在美学诉求上的深层矛盾，是真实性与戏剧性的对峙。 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两者常呈现交叉融合的态势。现实题材的商业电影，经常既需要类型电影的情节结构与戏剧强度，又企望借助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深度思考。 但这种融合涉及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内在矛盾性——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构。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的本质矛盾源于其认知性与审美性的不可调和。一方面，现实主义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通过艺术形式进行主观加工（审美功能）。这种双重性导致现实主义始终处于“既要求真实又必须虚构”的悖论之中。 当代的叙事实践，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实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也突破了“现实主义与戏剧性”的简单对立，两者可以既存在张力又相互成就。因为现实主义也需要凯时在线平台官网出更加复杂的戏剧语法，借助戏剧性完成对社会的观察与解剖。比如《我不是药神》《寄生虫》都是用类型的方式切入社会现实、捕捉社会热点，实现了现实题材类型片的范式突破，就是融合的典范。 其中关键在于，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需要让真实性与戏剧性相互成就，否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在题材与形式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裂痕。现实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只是需要警惕那种脱离社会肌理的虚假戏剧冲突。 戏剧性是解剖现实的工具抑或脱离社会的奇观 商业类型电影中，缺乏现实依据的戏剧性难免退化成廉价的叙事工具。好的戏剧性情节，既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又要能够表现社会现实的多样性、人性的复杂性，深化主题和人物塑造，有助于增强现实主义的效果。 《向阳·花》中，主角高月香和黑妹尝试各种工作，均因有前科被解雇。改编加了一个情节：两人跳舞推销卖酒时被猥琐的老板克扣薪资，高月香想要回薪水，却差点被老板性侵，最终两人被打得伤痕累累。然后是原作中的一个精彩情节：她俩穿上买来的假警服，铤而走险去前狱友胡萍家骗钱，当看到胡萍爷爷奶奶的家家徒四壁，奶奶还卧病在床，心有不忍，反而倒贴了500块送给狱友奶奶。对比“跳舞推销-被性侵犯未遂”和“骗钱-送钱”这两个情节，高下立见。这两个戏剧性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主角的生存困境，但在呈现社会现实、塑造人物、揭示人性上，都有相当差距。 “骗钱变送钱”这一情节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角的矛盾行为，不仅揭示她们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性之恶与道德瑕疵，又展现了底层群体在绝境中依然保留的人性温度与善意良知，塑造了“不完美但可信”的复杂形象。送钱的行为不仅是帮助他人，更是自我救赎。人物也通过自主选择，完成从依循生存本能的“苟活者”到内在成长的“觉醒者”的转变。这其中，我们既能看到如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困难、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类社会结构性问题，也能看到弱者互助所包含的个人能动性力量，用困境中的人性微光体现出影片“向阳而生”的主题。 与此相对，销售受辱是一个刻板陈旧、包含性暴力奇观的桥段，即便真实反映了职场压榨、性别暴力等社会现象，却流于浅层的揭露。性暴力场面，仅停留在展示暴力冲突的层面，以“被侵犯未遂”作为戏剧冲突的高潮，通过视觉冲击制造紧张感，但缺乏对女性受害者心理创伤的深入刻画，与主线剧情也关联薄弱，几乎是“为冲突而冲突”，于是，就沦为一种女性苦难的背景板，有某种奇观化嫌疑。 被克扣工资、被侵犯未遂的主角的“受害者”身份被不断强化，观众看到的是苦难的叠加，而非人物性格的成长，人物沦为一个“苦难符号”。同时，这种设定把对于有案底人员的普遍性社会偏见，简化为一个恶人的个体加害行为，使得复杂的结构性困境变成一个相对简单的善恶对立。 无论现实主义电影或者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戏剧性都是一种催化剂——过量则扭曲现实本质，适量则激活认知潜能与情感力量。真正有效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些情节是否能通过戏剧性引爆现实的多重矛盾，这些高度戏剧化的场景之所以成立，正是因其在虚构中达到了比现实更本质的真实。 真实性是对现实的机械复制还是对社会的本质思考 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天然存在，但当它们被移植到艺术作品时，往往需要经历艺术真实性的转化。判断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够不够有力量，是否真实只是第一步，戏剧性的合法性不在于其“真实性”本身，而在于其能否成为特定社会认知逻辑的审美载体。现实主义的核心并非是对现实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艺术加工揭示社会本质。判断虚构作品的戏剧性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在检验创作者是否完成了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飞跃。 电影为了表现主角的艰难处境，在改编时加入了几个类似的戏剧性强烈的情节：黑妹的钱被保安抢、高月香当服务员被冤枉羞辱、两人当推销遭遇性骚扰和暴力伤害。这些看似真实的情节，被机械地堆砌在一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简单化、刻板化，成为人物苦难的背景板，丧失了这些情节本来蕴含的叙事潜能。 改编还添加了一些有明确指向的功能性情节。比如，添加了高月香为给弟弟交换娶亲嫁给瘸子丈夫，女儿聋哑要人工耳蜗，女儿被抛弃到福利院。这些情节设定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在叙事层面合理化了人物的动机，在主题层面使性别议题显性化，将个体悲剧转变为性别困境，因此有改编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当多重悲剧被叠加在一个人物身上，当苦难仅仅是堆砌却缺少丰富的细节和人物心理，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景观化了，成为剥削性的煽情工具。 影片的高潮是高月香孤身入贼窝救黑妹，之后黑妹的手被砸废、月香砸老爹头，都是改编添加的，在原作中是警察消灭了贼窝。与此相对，电影中是狱警邓虹给她们介绍了开锁卖锁的工作，原作中是她们自己找到卖锁这个工作。这两处改编，对于警察的作用进行了互换，也体现出创作者的改编倾向。 原作中警察是“制度正义”的执行者——剿灭犯罪，而底层女性是“自我觉醒”的实践者——自力谋生，形成一种“体制保障+个体奋斗”的平衡叙事。电影改编中警察从“执法者”变为提供工作的“拯救者”，底层女性从“觉醒者”变为依赖体制资源的“被拯救对象”。这种互换，实质上将对有案底人员的社会歧视这一“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体道德救赎”。这一改编在戏剧性层面是有效的，通过强化女性暴烈反抗，制造了更密集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冲击，符合商业类型片的逻辑。但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层面来看，这种改编也存在某种问题：将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寄托于个体道德，消解了底层生存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她们塑造成等待拯救的被动群体。这种改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戏剧性置换了真实性，放大了现实题材与类型电影结合时可能出现的割裂感。 电影创作者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他捕捉现实的方式。在过往影视作品中，刑满释放人员这一群体长期处于被遮蔽的叙事盲区，《向阳·花》选择深入观照她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重生，其选题视角本身具有突破性的社会意义，也能看到创作者想要呈现底层女性困境的努力和凯时在线平台官网凯时在线平台官网社会责任感。然而，在构思改编过程中，创作者有时为了故事性和观赏性，用戏剧性情节冲淡了影片的现实质感，多少有些可惜。如何通过有效合理的戏剧性情节，展现极端情境和复杂人性，揭示出被日常遮蔽的现实本质，使电影能够折射或反映社会无意识的不同方面，这成为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传播学博士后，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研究员 刘起） （责任编辑：卢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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